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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犯罪、考察刑罚时，正确地认识作为犯罪行为的主体而且作为受刑对象的人所具有的意义是不可缺少的。

生命神圣论是一种古老的生命伦理观。[7]生命权含义的变动可充分表明此论不虚。

而且在某些情形下，自决的死亡比屈辱人性的自然死亡更值得选择。参见Hugo Adam Bedau, Death is Different： Studies in the Morality, Law and Politics of Capital Punishment,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1-12。二、生命权的内容藉论证而变化生命权历来被认为是自然人以其性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生命权人可否自主支配其生命利益？由此涉及典型的生命利益自主支配—自杀的理论问题。[8]即生命权的主体限于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存活的自然人。对生命权保障多基本权利放弃理论而言，恐会生溃堤效应。

[21]参见[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57、358页。[16]李震山：《从生命权与自决权之关系论生前预嘱与安宁照护之法律问题》，载《中正大学法学集刊》1997年第2期。它的意义当然是积极的，但必须经历再一次的发展和转型。

在这一治理实践中，政府的经验可能转化为民众的经验，国家的资源可能发展成社会的力量，立法的局限在法律实践中得到补充，司法的有限功能则通过综合化的方式得到捍卫，而最终，被调动起来的民众可能会培养其独立的诉求，集体和国家的观念成为了维护个人权利的不可或缺的基础[27]。我们不要忘记，枫桥经验首先是枫桥人民创建的，所以枫桥经验长期发展所形成的传统也必然会形成政府策略对于群众性智慧的集体学习和路径依赖。在我们的调查中，就遇到一个闻名遐迩的交通义务宣传员，他因为目睹一次交通事故而痛心疾首，于是发动全家老少，组织了一个说唱宣传队，运用快板歌曲的形式，不分严寒酷暑，走村串户进行交通法规义务宣传，受到了广大警民的热烈欢迎[22]。当然，这一时期的枫桥经验主要还是针对治安和刑事问题以及对犯罪分子的改造。

以岫山村的实践为例，其所宣扬的经验是一个混合物，既有民主法制的实践意识，强调自下而下的群防群治，又自觉响应党的先进性教育的号召，倡导墙头文化的宣传口号。六个用心：倾听当事人陈述要专心，调查取证要细心，开展疏导要耐心，调处纠纷要诚心，下达结论要公心，遇到反复要有恒心。

但问题在于，在枫桥经验的治理方式不断成熟、组织网络不断健全的同时，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挤压是不是也会导致背离了法治的基本精神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也可以沟通协调。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对此予以阐明：1.组织与方式枫桥地区建立了三级调解组织，分别是村组，片区和镇。[30]参见王辉忠序言，周长康、张锦敏主编：《枫桥经验的科学发展》，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版。[18]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4-35页。

[16]参见《枫桥镇平安村资料汇编》以及诸暨市委办公室和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06年编的《诸暨市综治进民企工作现场会资料汇编》。枫桥经验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在于，一方面，使调解和整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组织网络更密切地勾连起来，另一方面，更明确地强调调解的教化功能和就地解决矛盾的目标。[4]参见周长康、张锦敏：《枫桥经验的科学发展》，前言，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版。六是从维护社会超稳定状态转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来[34]。

要调查研究，不准主观臆断。综治工作中心每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交流工作情况，分析稳定形势，提出相应对策，布置当前工作。

不过，面临这些密集的标语口号和各种宣传教化，我们还是有必要思考其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枫桥经验中的横向联合、部门合作的工作机制，既类似于传统的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的联合办案的做法，但又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合作所带来的越权和消解职权部门功能的弊端。

它们既是宣传普及，也是重塑和强化枫桥精神的过程。因此，枫桥经验的每一次发展创新，都可以说是建立在自身独特的现代公民意识和政治底蕴的基础之上的。既然如此，枫桥经验也就具有很强的运动治理的特征。群众知道这件事后，议论纷纷，向谁反映这件事？由谁来解决这件事呢？于是村里五名村民代表站出来了，他们当即责令参加吃饭的几位村干部退款。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为着社会的和谐稳定而推行的综合治理与人民为着自身利害而寻求合法途径的救济本身并不矛盾。推动上级蹲点调研，最后得到肯定，下发文件，总结推广。

[12]参见《枫桥经验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这是法治的契机，也可能成为法治的障碍。

1982年诸暨司法局的简报在介绍枫桥经验时，提到了要运用枫桥经验重视调解工作，枫桥经验纳入了民事调解的经验，其组织设置也从治保组织发展到建立各种调解组织[9]。枫桥经验的传统的确具有某种反职业化的特色，但也在不断的发展中注入了各种现代性和专业性的因素。

{1}到1963年，这种群众改造的方式已经成为中央的意图，尽管该意图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实施。这时的枫桥经验已经发展成熟为一整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群防群治的体系。

[26]参见黄宗智：《中国法庭调解的过去和现在》，出自国学网，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1565/9，最后访问时间：2008年2月。在枫桥镇岫山村的经验介绍材料里，我们看到了明确的将所谓的政府经验和民主、宪政联系在一起的描述。谌洪果，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要捍卫国家支配社会的正当性。

枫桥经验的的确具有发展性、立体性和丰富性。（二）工作机制组织网络虽然构建起来，但要切实有效运作，还得有赖于成熟完善的各种配套工作机制。

《社区矫正对象年（季）度考核表》。为了取得平衡，也只能出此下策。

在当地村干部的支持下，张学军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这就是理解枫桥经验的两个线索，一是考察其制度变迁的政治性和时代性。

各种政治的、教化的、法治的治理方式之间一定要保持某种多元理性化的内在张力，以避免国家演变为全能主义的政治系统，达到通过复杂治理技术（法庭判决、刑事和解、民事调解、社区帮教、群防群治等）塑造中国法律新传统的目的。这已不仅是执政能力提高的问题，更重要的意义是执政重心的转移，即强化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法律指导员定期对调解干部进行业务培训，接受法律咨询，进行实地指导，切实做到指导工作经常化和制度化。枫桥地区由此创造了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说理斗争，没有打人，更没有捕人，就地制服四类分子的好经验。

《集中劳动情况记载簿》。钟瑛村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保存档案资料。

《社区矫正对象就业情况登记簿》。[32]相关论述，可参见李猛：《论抽象社会》，《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8]枫桥的标语口号多得不胜枚举。[36]关于如何利用和整合中国传统来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问题，可参见甘阳于2005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